■口述施平（104岁）整理本报记者龚丹韵104岁的施平穿着厚厚的毛衣，坐在华东医院南楼病房的椅子上。阳光洒在书架上。上面放着他离休以后所著的文集，记录了他曾经走过的峥嵘岁月——1911年生于云南大姚县，20岁考入浙江大学，2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，29岁成为国际新闻社记者，30岁任苏中农民抗日会组织部部长，筹建华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华中民主青年联合会。40岁担任华东团工委宣传部部长。67岁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。讲述从“九·一八”事变开始。那时，他的名字叫施尔宜，只是一名学生，他发起了一场学生抗日救亡运动，与蒋介石面对面斗争。在后来的漫长人生里，每当碰到挫折，他都会这样说：“我连蒋介石都斗过，我还怕什么。”冲到南京去我就读的浙大农学院，坐落在杭州市北郊，广阔无边的田野，在九月阳光的照射下生机勃勃。可是陶醉在理想的“桃花源”中仅仅18天，突然传来“九·一八”事变的消息。“沈阳陷落!”“东北危急!”的大字标题、大惊叹号，不断出现在各大报纸上，震碎了我们这些学生的心。报纸上接连不断地传来坏消息，东三省的城市一块接一块地沦陷。同学们像被闷棍击头，昏沉倒地后，又猛然惊醒。他们愤怒发问：张学良的三十万军队哪里去了？蒋介石的百万军队哪里去了？为什么不抵抗？国民党还在打内战，枪口为什么不转向敌人？同学们义愤填膺，议论纷纷，寻求救国之道。后来大家得出一致意见，要掀起一场学生抗日救亡运动，迫使南京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、收复失地。很快，我们成立了两个全院性的组织：浙江大学农学院学生抗日会和浙江大学农学院学生会。我当选为抗日会主席，后来又成为全校学生会主席。不久，杭州各校的学生领袖碰头开会，大家一致决议：全市学生冲到南京去，直接向蒋介石请愿，提出三点要求——政府立即对日宣战；蒋介石立即北上指挥抗日；立即武装学生开赴前线作战。我们立志，欢送蒋介石北上，全市学生才返校。那是1931年11月下旬的早晨，天气阴沉，西北风呼呼地吹。全市学校的学生齐集在火车站，约有两千人。其中，还看到老师带着一批小学生。我们惊奇、兴奋，但有点犹豫。这些小学老师就质问：“救国难道还分大小？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小学参加？”我们无话可说，只能欢迎，不能拒绝。一拥而上火车后，车上的旅客一听缘由，完全支持，立即下车让位。这是奇迹，又不是奇迹。这些旅客都是伟大的中国人，他们中许多定有急事要办，亲友或许正在远方等着他们，但他们依然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。站长扬起了绿旗，司机兴奋地高声鸣放汽笛。火车启动，车站上的旅客们向我们挥手，齐声高呼：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!”“要求政府立即出兵抗日!”……场面如此壮烈，我们在车厢里热血沸腾。 火车到了南京下关车站。一位不知名的中年人匆匆告诉我们：“国民党代表大会正在中央大学礼堂开会。蒋介石、张学良都在。快去!”于是主席团决定，一律不吃、不喝、不休息，立即分乘小火车、公共汽车进城，在鼓楼集合，包围中央大学礼堂。不了了之的请愿到达会场时，代表大会正在进行中。出乎意料，几番传话后，有人出来说：蒋介石愿意见我们，请学生们进会场坐下。我们进会场时，在会场内开会的人都已经退到后厅去了。后来才知道，代表大会上，除了蒋介石、张学良，其实李宗仁、冯玉祥、阎锡山也都到了。不过我们都没见到。记得我在金陵大学读书时，张学良曾来校向全校师生演说，还曾表示过：“只要有我，国家就会富强，只要全国每一个人都这样，国家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。”我在心里揣测，他怎么想自己曾作出的这个表白呢？那时大家都以为由于他不抵抗，失掉东北，都痛骂他为“不抵抗将军”。胡思乱想了一阵，我们大概坐了10分钟左右，蒋介石就从后台走出来了。他打的是感情牌，一口浙江话，他说：你们和我一样都是浙江人。浙江是文化礼仪之邦，西湖有岳王庙，供着岳武穆，你们应该好好学习岳武穆，学习他的“先安内，后攘外”。自“九·一八”以来，这大概是他第一次公开宣布他的对日方针。长达一小时的训话，无非是说，国家大事政府会管，学生的责任就是把书读好、报效国家，闹风潮不好。关于我们提出的三项要求，他没有正面答复。讲话结尾，他用语重心长的口吻道：“你们的要求，晚上我派人详细回答。你们既然来了，今天就在南京玩玩。听完回答后回杭州去，不要再闹了，安心读书吧！”说完走进后厅，不见踪影。我完全没料到，这时候，突然学生中有人蹿上台，声称他代表全杭州市的请愿学生，对蒋委员长的讲话表示完全满意！这显然是国民党的花招，打得我们措手不及。台上趁机宣布散会。晚上十点多，浙江省教育厅长张道藩来了，答复我们的三个要求。第一条的答复是：中央已经决定对日宣战。第二条是说蒋委员长已经决定北上抗日。我们连忙问什么日子，大家开欢送会，一起欢送他北上。张道藩说：“敌人飞机就在外面，这日子告诉你们，你们能保证蒋委员长的安全吗？所以日期不能告诉你们，会不能开，政府派来了些车子，你们既然来到南京，就先去玩玩吧。”结果学生真的被分化了。我记得当时来了23所学校的学生，这时已经走了12所学校。代表当中有人说，现在人数不过半数，我们不能代表杭州了。第三条答复理由听上去更充分，武装给军队都不够，没有多余物资给学生。这样的答复，我们无话可说。于是，同学们当晚睡在礼堂的长条木椅上，和衣而卧。国民党又来了人，要给我们几床毯子，但我们都不要盖他的，蜷缩着睡。第二天早晨，一队宪兵走进来，手上拿着枪，把我们集体赶上火车。这一次请愿不了了之。东躲西藏逃避抓捕我们学校的“一二·九”抗日救亡运动，从1935年12月一直到1936年1月底。学生们本来打算再次占领火车站，第二次去南京请愿。没想到，我们开会商量请愿的事，被学校里的国民党员知道了，他们叫来警察准备抓人。有人通风报信后，我连忙嘱咐120多个学生代表乔妆躲起来。当天夜里，保安司令宣铁吾来了，校长郭任远早就与他勾结一起，他们带人一个个宿舍去抓学生。有些学生警惕性不高，一晚上被抓去13人。那天我早早换了衣服。当时我读四年级，于是换上了一年级学生的制服，躲在一年级学生宿舍。自从郭任远当上浙大校长后，他新招的一二年级学生都穿统一制服，郭任远要求他们剃掉头发，学习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，听从一个领袖即蒋介石，采取半军事化管理。而对我们这些三四年级学生，他开始胡乱开人，不顺眼的开除，犯点小错开除，长得不大好看也开除。躲了几天后，学校已经被军队包围，但我们还是用自己的办法，悄悄从学校后门成功溜出去，顺利来到火车站集结，结果发现火车也没有、司机也没有。大家从早上站到下午，天下着雨，所有人的衣服全湿了。这时候国民党派来了军队，大约几千名，意思是：学生要么自己走，要么被逮捕。我们当即提出要和国民党谈判：让我们走可以，但是那些被抓走的学生必须送回学校去，并且宣布学生参加的是救国行动，保证以后不会在学校里抓人。本以为对方不会答应，中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结果对方居然答应了，抓走的学生被放回来，与我们一起回到学校。回校后，大家马上开大会，一致决定赶走校长郭任远，罢课，由学生接管学校的管理工作。突如其来的召见浙大40多天的抗日救亡运动，对社会产生了巨大震动。这种情况下，蒋介石决定亲自到浙大和学生谈话。但在当时，我们并不知道蒋介石会来。1936年1月20日，大雪初停，校园寒气逼人。上午8时，我和几个学生干部正在办公室开会，商量救亡运动。我们完全不知，蒋介石已经来到学校。“笃笃笃”，有人敲响了办公室的门，说，蒋院长来了，要求召见学生会主席施尔宜、副主席杨国华，两位必须立即前去。真突然！事前没一点风声。大家面面相觑，毫无准备，说不了几句话，我和杨就这样跟着去了。蒋介石正坐在校长会客室里，一身黄呢中山装，没有皮带、肩章、领章，标志性的光头，没戴帽子。左右两边紧靠的是省保安司令宣铁吾，杭州市警察局局长赵龙文，屋里还有教务长郑晓沧和几位校务委员会常委。刚一照面，蒋介石一点儿不客气，完全没请我们坐下的意思，我们必须站着和他面对面。他气势汹汹，开门见山，只冲我一个人喊：“施尔宜，你鼓动学潮，破坏了学校正常秩序，你要马上恢复学校秩序，恢复上课！”我答：“我们抗日救亡，要求政府抗战，是爱国爱校的，这是全体同学的意见，要我恢复上课，我办不到……”说到一半，他打断我的话，大声吼叫：“你是学生领袖，领袖说的话，下面就会服从！怎么可能办不到！”我还是重复：“我办不到。这是大家的决定。”于是他威胁恐吓，怒骂我：“你是坐过反省院的共产党！你出来了，又在这里鼓动学潮，捣乱！”我心知，共产党这个“罪名”一成立，不仅是我，全校学生救亡运动都将受影响。于是我立即顶撞他：“教务长坐在这里，我自从进校以来，哪天在哪里，他都知道，他可以作证，我没坐过反省院，不是共产党。我只是一个纯洁的爱国学生。”一旁，宣铁吾和赵龙文脸色难看，闭嘴不响。我当时确实还不是共产党，又有证人教务长在座。蒋介石威胁扑空，没再说话。屋子里气氛凝重。这时候有人报告，说学生已在大礼堂集合，请蒋介石训话。他马上起身出门。“恨铁不成钢”礼堂站满了队列整齐的学生。台上已摆好讲桌，铺上白布。当他跨进礼堂时，就听到有人叫口令：“立正！”蒋上台走到讲桌后面立着，把眼睛向同学徐徐扫视一个来回后，才举手还军礼，礼 毕 叫：“稍息”，同学们即“稍息”了。蒋介石脱下白手套，放在桌上，开始讲话。他先给学生一个“恨铁不成钢”的“下马威”，似骂似爱地高声说：“同学们，我们浙江的子弟们，你们看看自己的身体，穿着大衣，戴着帽子，围着围巾，还怕冷的样子。你们说抗日上前线，你们的身体行吗?我没有穿大衣，没有戴帽子。你们敢脱掉大衣，摘去帽子，和我在天井里立上四个小时吗?你们这样的身体能上前线吗?”讲话就这样开场。大意仍然是：不剿灭共产党，内部不安定，怎能对外打仗?大家要学越王勾践，“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”，备足国力，再起兵一举灭亡吴国，报国耻家仇。所以国家现在就是要安定，你们不懂这些道理，却捣乱秩序，闹风潮、罢课，还要赶走国家任命的校长，太不像话了。全场静静的，没有反应。他讲完，戴上白手套，走下台，在宣铁吾、赵龙文等一些人簇拥下走出礼堂，郑晓沧也随之恭送。蒋介石离开礼堂后，我立即上台驳斥。没说几句，一名同学匆匆跑来，放下一张条子，写着：他的人还在礼堂里，不要讲了。条子引起我的警惕，我随即宣布：全体学生代表，散会后到学生会办公室开会。会议一致决定：不理睬蒋介石，救亡运动照旧进行，不复课，不解散纠察队，继续罢免校长郭任远。说变就变的脸哪想到，第二天下午，一辆黑色轿车开进学校。我和杨国华接到通知，蒋介石又要见我们。只是这一回，坐车到他的别墅去。我的心情有点复杂，不知这一去，前路如何。但又有点兴奋，凶多吉少也得去！车子在西湖边一座洋房前停下，有“澄庐”二字。走进大门，两边厢房大概是随员住的，再进一道门，有人嘱咐我们脱下大衣挂在衣架上。两侧大理石阶梯之间，有一个养金鱼的水池。我们从左边阶梯拾级而上，进入一间小会客室，里面有五六把沙发。会客室的一边，帘幕低垂，突然使我想起，历史上许多会见，帘幕后面都埋伏刀枪，不免觉得有些阴森森。坐下没多久，蒋介石从一道小门走出。我们起立。这次奇怪了，也说明蒋介石这个人真难弄，他十分客气地说：“请坐、请坐”。谈话时他面容平静、和蔼，不见丝毫怒气，和之前一天简直判若两人。他好像是个两面人，昨天红脸，今天白脸。我们以为一见面他又会大发雷霆，责问我们为什么不听他的命令，为什么不恢复学校秩序、恢复上课等等。但奇怪的是，他没有这样，整个谈话过程中，他都没有这样。他说起话来，忽然没了威势，一副家长对小辈拉家常的样子。他首先询问我们的出生地、父母是做什么的，我回答我是云南人，外出读书的。他就问我在外面是不是有亲戚，我就说有一个表叔现在庐山办学。“父母送你到浙江来上大学，是很不容易的，好好把书读好，才对得起父母。”他刻意用一种长辈的口吻，和颜悦色与我们叙完“家常”，才转到正题：“听说你们还没复学上课，回去后要照我的话办。”然后他谈到我们要求罢免校长的问题。他说话很奇怪，非常拐弯抹角，他说：“我像你们的父亲一样，校长是我请来教你们的老师，老师若是不好，做子女的应该向父母讲，父母总是爱护子女的，老师真的不好，会给你们另外请一位的，你们直接和老师吵闹，要赶走他，这就不礼貌了。还是回去好好上课吧。”接着他讲到我们两人被开除学籍的问题。他依然不直接讲，而是说“你们都是优秀青年，前程远大。在学校里要好好读书”等等。我当时觉得好笑，他来校前一天，教育部已发来电报，开除我们两人的学籍，现在又说什么“优秀青年”、“好好读书”？蒋介石讲完这些，又重复了一遍“安内攘外，生聚教训”。将近一小时的谈话，实际上是他一人独白。我和杨国华不约而同，没与他当面争论，只管听。救亡运动如何做，我们心里自有主张，整个过程，都不曾主动提问题和要求。蒋介石也没有问我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。讲完了，他站起来说，你们可以回去了。我们就出来了，上车返校。他的谈话，为什么后一次和前一次有如此大的改变，这是蒋介石的秘密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他总归有他的目的。阳奉阴违的离校我和杨国华从“澄庐”回到学校后，立即召开了全体代表会议。我汇报了蒋介石的谈话内容，其实就是学校里说的那些东西。他硬的一套不行，又想用软的一套来制服我们。学生代表讨论后一致决定，仍不听他的，一切照原计划进行。“澄庐”对话的第二天下午，郑晓沧匆匆来到学生会办公室，面色恐慌地说，蒋介石刚才来电话，施、杨两人澄庐讲话后，仍不遵照执行，学生继续罢课，现在命令，施、杨两人立即离开学校，再有违抗，马上解散浙大！郑晓沧心情沉重：“蒋委员长发怒了，问题很严重。你们两人不立即离校，学校就要被解散，你们要作妥当考虑啊!”我们立即召集代表召开紧急会议。有的人说这次蒋介石是真的发火了，有的人说坚决不动摇，有的人说现在光顶住恐怕没用了，抓人、杀人，在蒋介石的记录里算得了什么呢？也有人说不怕，大不了和他拼了。一直讨论到下午4点，我反复考虑后分析说，为了保住同学、保住学校，我和杨两人还是要今天离校。对我们来说，离校只是一个形式。离开浙大，照样可以进行学生运动。于是，我们住到了西湖附近的“清泰旅馆”，依然和学生会密切联系。我的旅馆房间，成了学生会办公室。几天后，蒋介石“满意”地离开杭州。他一离开，我和杨又重新回到了学校。蒋介石是怎样“满意”的，是真是假，我们很难知道。但离杭那天，报纸上作了报道，大意是：在蒋委员长的伟大精神感召下，浙江大学历时40多天的学潮已经停止。这大概是他自己设的下台之阶，他要面子，对我们也有好处。再等了两三天以后，怕引出新问题，我们俩形式上辞去了主席、副主席职务，但其实仍出席一切会议，参与决策。然而之后，全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走向低潮，浙大的运动坚持到寒假，也转入低潮。此后，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真的被撤职了。当时我们学生提出新校长必须符合三个条件：一不能是当官的，二要爱护学生，三要懂得教育。而前来接替的新校长，正是竺可桢。那时我已经离开浙大，“一二·九”运动停止后，我收到新校长通知，让我返校补毕业考试，这才有了一份迟到的毕业证书，上面写的是：施尔宜，5月份毕业。竺可桢。